我在中国的患病经历:都是雾霾惹的祸?

happy kid in the field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沐浴在夏日骄阳下的我一派安然无恙,但我得承认,整个冬天我的身体都很不好。

一切开始于去年的11月,我这辈子第一次遭遇骨折。那是场愚蠢的事故,自行车在油斑上打滑,害我断了一根锁骨,烦人的疼痛意外地折磨了我一个多月之久。但是,远比这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去年12月,我被诊断为哮喘,需要两个吸入器才能改善呼吸。这场病是在不知不觉中降临的,我开始在深夜里因胸痛而醒来。起初,我还以为这只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导致的肋骨部位瘀伤,但后来我又开始感到呼吸急促。一天早晨,我突然惊醒,大口喘着气,这让我终于决定去找我诊所的同事给我看看。

我的胸透检查结果正常,但呼吸测试显示我的肺功能只有正常的60%,她说我可能患上了哮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头一次吸入沙丁胺醇气雾剂(albuterol,一种β-肾上腺素受体兴奋剂,用作治疗哮喘以及其它梗阻性肺病的支气管扩张剂——译注)后的感觉: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一个月来胸口像踩了只大象般的压迫感迅速解除了,我的肺中充满了宝贵的、受到污染的北京空气,那刺激性的气味在我却是前所未有的甘甜。

这让我相当肯定自己确实是患上了哮喘。虽然症状改善后我如释重负,但哮喘这个诊断仍令我感到震惊和不安。一个成年人突然之间就得了哮喘可不能算是寻常事,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这准是空气污染惹的祸。我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从多次“空气末日”(airpocalypses)下喘息求存,尽管我像患了强迫症般尝试过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空气污染的魔爪。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傻瓜,居然以为自己能避免污染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我博客中所有关于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博文;我关于在中国健康生活的TEDx演讲;我的介绍中国有哪些健康生活方式的书——这一切突然都好像变成了包着糖衣的一厢情愿,我那玫瑰色的眼镜终于被现实粉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黄色大雾”真实的铁青面目暴露在我的眼前。

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面对着无声无息、冷酷无情地从门窗缝隙渗入的呛人的恶魔,我是那样地无助。我才刚手忙脚乱地堵上一处漏洞,它马上就能找到另外一个。焦虑充斥着我每天的生活,无论我是在工作还是在家,它无时无刻不在分散着我的注意力。在和家人或是患者相处时,我不再能够全神贯注。我疯狂地重复检查我所有的空气净化器,在我的办公室里也增加了一台,并把我骑自行车上下班时戴的口罩从N95升级到N99。在家中冥想时的燃香一下子从可以让人放松的工具变成了令人烦扰的PM2.5来源。我甚至考虑过那个显而易见,但先前在我眼里毫无吸引力的“治愈出路”——逃离中国。

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对这事儿的应对可不怎么样。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经说过:“疾病让人变得很自私。遭受疼痛的人总在寻求解脱。”我甚至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博客文章来记述自己的新病情,它对我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以及我想要保护自己免受污染的各种绝望的尝试。在完成初稿后,我感到自己宣泄得畅快淋漓,也十分满意那文章,觉得它完美地道出了我的状况。不过我决定推迟发布,以便以后还可以再改改。

几个月后的现在,我真庆幸我没有发布这篇文章,因为我之前被诊断为哮喘的疾病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我也认识到,自己的症状很可能与中国的空气污染没有任何关系——我的病完全是一场感染,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

导致我发现这一点的,是事态的惊人转变。在接受气雾剂和类固醇治疗几周后,我确实感觉好多了,但是,2月中旬我再次开始气喘,还伴有非常奇怪的,看起来完全无关的症状,如肌肉疼痛和经常性头痛等。然后,夜间的疼痛再次来袭,除夕之夜,我又一次喘息着醒来,这次还加上了发热和头痛。于是,这一夜的大部分时间,我的家人既不是在准备包饺子,也不是在看春晚,而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守着我。在那里,我被诊断出患有非典型肺炎,并开始接受抗生素治疗。七天后,我所有的症状——包括哮喘的症状——都消失了。自那时以来,我再也没有碰过气雾剂。

抗生素的作用是杀灭细菌。既然这种药彻底治愈了我身上的肺炎以及我以为的“哮喘”,那么很显然,这几个月来细菌一直在感染我的肺部,是它引起了我所有的症状:从夜间的胸痛到最后才出现的较为传统的肺炎症状,包括气喘和哮喘。

回过头来看,我和同事们一开始将我的病归咎于空气污染,并不能算是不合逻辑的假设,因为我最初的症状中并没有肺炎感染的典型特征,而且也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空气污染可加重哮喘——然而,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十分健康的人会因为空气污染而患上哮喘却并没有得到过明确的证实。是的,很多研究确实显示,在污染高峰期间,因肺炎入院率有所增加,所以或许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空气污染仍然要对我的病负部分责任——但实际上,去年冬天的空气污染远不比以往的冬天严重。

如今回想起过去那难熬的几个月,我居然那么容易就陷入了时下流行的“全是中国的错”的游戏,这让我很不安。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抱怨各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触目惊心的报道司空见惯,以致我们已经见怪不怪,很容易就往最坏的一面想。所以,我、我的同事和朋友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空气污染引起我出现疑似哮喘的症状。但是我们都错了。

因此,我从语言和立意两方面对我那篇未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不再是单纯的喋喋不休,它变成了一次关于环境风险与人们与生俱来的遗传性健康风险的细致入微的讨论。但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至少对我来说——一个前车之鉴,警示着人在面对疾病和痛苦时出现的不可预知的反应,以及在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脆弱。在这场我曾经历过的最严重的疾病期间,我既焦虑又无助,退化成了一个只知道挣扎求存的空壳。我拼命地想从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中寻找一点意义,一些积极的结果。回首过去,我对自己有点儿失望,我居然对一个其实并不怎么严重的疾病诊断作出那样负面的反应——与我诊所的患者相比,我的痛苦是多么微不足道啊。我发现,在疾病面前,我的情感储备并没有我所希望的那么深厚。

从这段让我谦卑也让我脚踏实地的亲身经历中,我还找到了不少积极的萌芽,因而这整场考验反而成了一种意外的福分。我现在对生病的人抱有更深切的同情,我明白了如果医生想要“治愈”患者,患者自己对病情的认知或许比实际的病情更为重要。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头脑与身体以及身心健康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深层关联。

我再也不想对痛苦和疾病这样措手不及,我不断地反思应如何提高自己可能需要储备的任何内在力量(即使是在精神层面上)。正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他的新书《品质之路:通往卓越生活的卑微旅程》(The Road to Character)中所说的,痛苦“让你更了解你自己”。如今我又能陶醉在与我妻子相处,与我们的两个可爱的儿子玩耍时的纯粹的喜悦之中了。我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都充满了感恩之情,要知道,它们是如此稍纵即逝呀。

请参考我其他的有关于健康的文章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onathan Ansfield and Ke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originally published there at http://cn.nytstyle.com/living/20150612/tc12health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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